第18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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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文化人格结构上,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。

    靠传统?靠新潮?靠内地?靠国际?靠经济?靠文化?靠美誉?靠实力?靠人情?靠效率?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,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。

    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,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。

     他们做过的,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。

    载着满脑子的梦想,拖着踉跄的脚步。

    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,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,于是,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。

    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,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,却不知挽什么风,捧什么水,将自己洗涤。

    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,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,他们钦羡过,但又本能地懂得,钦羡过分了,我将不是我。

    我究竟是谁?该做什么?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。

    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,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:“我作了认真调查,敢于断言,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,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!”这种激励的话语,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,越听,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。

     每天清晨,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,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。

    晚上,回到家,静静心,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。

    孩子毕业了,出息不大,上海人叹息一声,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。

    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,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。

     续写上海新历史,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。

    重塑的含义,是人格结构的调整。

    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。

    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,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。

    在本世纪前期,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,但无可否认,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。

    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、职员、助手的地位,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,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。

    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,观看着,比较着,追随着,参谋着,担心着,庆幸着,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。

    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,如果成功了,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。

    这种整体角色,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,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,又缺少自主气魄,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。

     直到今天,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,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,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。

    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,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。

    有大家风度,却没有大将风范。

    有鸟瞰世界的视野,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。

     因此,上海人总在期待。

    他们眼界高,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,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。

    牢骚也仅止于牢骚,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。

    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,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,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。

    他们不会高声朗笑,不会拼死搏击,不会孤身野旅,不会背水一战。

    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,前顾后盼,拖泥带水。

    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。

     上海人的丑陋性,大多由此伸发。

    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,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。

    文化程度高的,染上沙龙气,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,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;文化程度低的,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,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;再糟糕一点的,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,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。

    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,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,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,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;他们号称偏爱滑稽,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,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。

    于是,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,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。

    本来,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,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,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,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。

    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